古人类依然慢条斯理地摆弄着自己第一模式的砍砸器。古人类学家做过一次石器统计，发现直到距今6万年前，中国境内几乎还没有第三模式的踪迹。纵观旧石器时代或者说打制石器的时代，包含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似乎孑然独立于东方，自从距今170万年前第一模式的石器输入进来后，石器技术就一直独立发展，如此漫长的时期几乎不与西方世界发生技术交流。

石器技术是由古人类创造、继承和发展的，那么东亚石器技术的孑然独立，对于古人类意味着什么呢？

化石派学者认为，这意味着东亚古人类是独立进化的，几乎不与或者偶尔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人类发生杂交。那些从距今100多万年前起就挥舞着石器砍砸动植物的东亚古人类，应该就是我们现代东亚人的祖先。

有了牙齿和石器演化的证据支持，再辅之以其他一些证据，化石派的观点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。

“线粒体夏娃”和“y染色体亚当”

然而，正如今天互联网时代的人们经常说的那句话—“打败你的不是对手，而是跨界”，撼动化石派观点的力量，并不是来自古人类学界，不是来自新的牙齿证据或者新的石器证据，而是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—分子生物学。

1987年1月，美国一位女博士生丽贝卡·卡恩和她的同事们在英国权威科技期刊《自然》上发表了一篇论文《线粒体dna（脱氧核糖核酸）和人类进化》。论文的主要观点是：人类起源地只有一个，这个起源地很可能在非洲，起源时间在距今20万年以内。今天所有的现代人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。

在当时，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，是分子生物学界对古人类学界的一次颠覆性的“跨界打击”。如果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对的，那么古人类学家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得重新改写。

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场“跨界打击”在科学上是如何发生的。

从分子生物学看，人体大约包含100万亿个细胞，每个细胞里都含有一种叫作线粒体的细胞器，它位于细胞核外的细胞液中。我们吃进肚子里的营养物质，比如糖类、脂肪等，最终是在线粒体中被氧化，释放出能量，供人体细胞使用的。简单地说，线粒体就是我们人体细胞的“能量工厂”。

从中学课本中我们学习到，人体的遗传物质位于细胞核里的染色体上，大量的基因排列在染色体的双螺旋结构上。其实，线粒体中也含有少量的遗传物质—线粒体dna。而且我们还知道，一个人类生命的诞生，首先是从父亲的精子与母亲的卵细胞结合开启的。换句话说，线粒体这种细胞器来自母亲的卵细胞，而不是来自父亲的精子（其实父亲的精子里也含有少量的线粒体dna，但是在受精过程中“舍身取义”，被分解掉了）。因此，线粒体dna是孩子从自己的母亲一方继承下来的。于是，分子生物学家可以通过比较人们的线粒体dna，分析人们之间母亲一系的亲疏远近，进而追溯人们母亲一系的祖先情况。

论文作者丽贝卡·卡恩从世界各地不同人群的人体胎盘中搜集了147份线粒体dna样本。之所以选择人体胎盘提取材料，是因为胎盘里含有丰富的线粒体dna。丽贝卡·卡恩发现，通过所有样本的线粒体dna追溯其所有者的母亲，最后都汇聚到唯一的一位女性祖先那里，不论现在拥有线粒体dna的人居住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他们都是这位女性祖先的后代。

当时的媒体借用《圣经》中最早的人类女性夏娃的名字，把这位女性祖先叫作“线粒体夏娃”。关于这位线粒体夏娃，丽贝卡·卡恩从遗传物质里读出了很多信息。

比如，线粒体夏娃生活在地球的哪个角落？

如果我们向水池里丢下一块石头，荡起的涟漪会一圈一圈地向周围扩散。即使我们没有看到石头在哪儿落水，我们也能够根据水池涟漪的形状，判断石头落水的位置在这些涟漪的圆心。判断线粒体夏娃的生活地点，与通过涟漪判断石头落水位置的原理是类似的。

展开点儿说，人类的基因在每一代向下遗传的过程中，偶尔会发生基因突变，使后代与祖先的基因略有不同。从原理上说，后代与祖先间隔的辈分越多，基因突变所导致的遗传差别就越大。如果我们假定远古时期每一代人类的寿命差不多长，那么可以粗略地认为，后代距离祖先的时间越久，积累起来的遗传差别就越大，最外圈的“涟漪”与最中央的“涟漪”的遗传差别最大。

线粒体dna的遗传过程就是如此。一代代母亲把自己的线粒体dna传给孩子，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生基因突变，于是后代就具有了各自的基因多样性。根据现代人群各自的基因多样性的比较，分子生物学家不仅可以判断现代人群之间的亲疏远近，还可以回溯他们的女性祖先的生活地点和生活时间。

丽贝卡·卡恩发现，现代人群的基因多样性并不是一样的，非洲现代人的基因多样性最丰富，亚洲现代人和欧洲现代人次之，美洲现代人的基因多样性最少。这个现象不仅可以让她判断不同现